逐步去出口导向，振兴西部大开发（本文发表于<理论与当代>杂志2009年第12期）
黄树东
在《选择和崛起》中我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出口导向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的抑制作用。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出口导向战略越成功的国家，内向发展的抑制越严重。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中国未来发展要去出口导向，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几年以前，中国提出开发大西部的战略，是一项有远见的发展战略。中国不仅要开发大西部，而且要下大力气，开发中国所有的内陆地区和内向发展的产业。
这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贫困的繁荣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
出口导向是70年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选择的经济起飞之路。
出口导向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里催生了二元经济。出口导向的繁荣建立在内需的萎缩上；出口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内向发展的萎缩上。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农村30多年失修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出口导向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许多人不能接受出口导向战略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们首先会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出现的那些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朋友会质问，那些成功例子难道不是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曾经非常疑惑。后来走遍世界，了解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区，才发现，我的疑惑来源于我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来自于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自于我忘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构出口导向战略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在一个什么地方，圈一块地，实施特殊政策。通过出售土地，或出售存量资产，或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由于有利可图，大量外资涌入，注入了许多美元。
这些美元在变成投资或消费以前必须换成人民币。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外资投入了100亿元美元。我用这100亿元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换回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含义？假定中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央行将要发行价值相等（600多亿元）的人民币债券来回收多发行的这600多亿。当然，购买600多亿人民币债券的不会是我。这相当于我从全国其他地方吸走了600多亿人民币。我的货币增加了600多亿，别的地方就要减少了600多亿；我增加了600多亿元的投资，别的地方就减少了600多亿元的投资。结果，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他地区的投资不足和相对萎缩。
出口导向创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与此相似。我出口创汇100亿元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央行要发行600亿元人民币债券。这同样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
所以，这些外资和出口产业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内部货币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成了同内地、内需产业争夺资源的方式，是导致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假定，为了防止通胀，中国货币供应总量不变。
假如我用100亿元美元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央行不发行人民币债券来回收这600多亿元。结果央行增发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600多亿元的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我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由于购买力下降了，从资源的角度看还是减少了。资源还是从别的地方流向我这里。总之，这个特区或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货币或投资越多，内地发展就越慢、越贫困。
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所以，画一个专门区域，吸引外资，出口创汇，从内地吸走大量的货币和资源。这个特区的经济增长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一定相对萎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过去我没有弄明白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把特区的发展归结于这个特区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体制。这是一种误判。在这种误判的基础上，有人把特区的那一套东西，把小政府、市场经济、全球化、引入外资、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其他特区体制概括为普遍真理，而推广到全国，必然南辕北辙，当然无效。
近三十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不过可以简单估计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算一算，我就不做这种估计了。
被出口导向吸走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出口导向的结果，而是出口导向的受害者。内地投资和内需不足，农村的投资不足，内地的相对落后，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内地许多弱势群体的贫困，就是这种圈走资源的出口导向的后果。假如中国不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中国内地和内需的发展会进一步萎缩。
低水平数量扩张
这种全球化或出口导向，还是导致中国出现低技术的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出口导向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所以，我在《选择和崛起》中指出，所谓发挥比较优势，就是要发展中国家，坚持发挥落后的优势。中国出口导向产业从总体上讲，不属于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即使许多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中，如计算机等等。
出口导向战略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地挤出以后，被大量集中在那些发挥落后优势（比较利益）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出口导向战略举中国之力，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如何脱离低技术陷阱？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用来推动新兴产业，用来办教育，办科技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长期出现低水平数量扩张的原因。
出口导向战略把中国内地或内需的资源卷到沿海，再从沿海卷到美国，换回美元，再把美元卷回美国，换回美国国债。美元和美国国债现在进入了长时期的大幅度贬值的历史时期。出口导向卷走了中国的真实财富，却留给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受到抑制的内需产业，和一个巨大的贫困阶层。不仅如此，内地和内向发展不足，导致内陆地区就业不足，内需不足，工资低下，导致贫富悬殊扩大。这不是仅仅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长达几乎20年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牺牲内向发展和内需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不能带来全中国的繁荣，带来中国的崛起。
让我们在拥抱树木的时候，放眼整个森林吧。
出口导向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应当淡出。
逐步去出口导向，振兴内地开发
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向我们表明出口导向战略的脆弱性。而已经开始的保护主义给中国经济的复苏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可以把这种历史性挑战，变成历史性机会，果断实施去出口导向战略，实施内向发展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
许多人会质疑，去出口导向，中国内需不足如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中国长期的内需不足是出口导向战略和分配不公带来的。所以中国必须用去出口导向和较为公平的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只有能够果断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大规模内向发展本身还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所以，去出口导向必然会带来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那种增长是一种自主、自立的增长。
而开发大西部是内向发展的必然内容之一。中国要把大量的经济资源投资到内向发展的产业上，投到内地振兴上，投到提高中国整体经济技术水平的领域。中国的经济不能围绕国外市场运转，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别人的市场上，中国不能安于发挥自己的落后优势。当然，去出口导向，回归内向发展，有一个妥善处理转型期的问题。
（作者：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作者）
国家利益 至高至重（本文发表于<理论与当代>杂志2009年第12期）
——评黄树东先生的《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
杨万东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的著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者基于自己多年在国际金融行业的丰富阅历，对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从一个资深业内人士的视角做了独到的揭秘和深入的剖析，破除谎言，揭示真相，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这本书的特点在那里？
颠覆传统观点，国家利益至上
读过该书的很多人都说，这本书颠覆了传统的世界贸易观点和传统的发展战略。真是这样吗？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采取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叙事方式。这为该书设立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颠覆了许多传统看法，同时为中国企业如何成功地走向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路。举例说，比较利益优势和国际分工的理论算是一种广为接受的“主流”看法。但是，作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指出，所谓比较利益和国际分工，其实是要落后的国家固守落后，先进的国家保持先进；是一种要发展中国家将固守落后当成“发挥优势”的理论。
该书还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从霸权统治的角度针对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概念：如“体制寻租”、“三位一体的专政”、“寻租铁三角”、“对多数的统治”、美国政府“预算软约束”、“美元体制寻租”，等等。作者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新殖民主义”。特别是作者从美元的角度，剖析美国的霸权战略，提出美国通过财政预算“软约束”，通过“美元体制寻租”而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所有霸权面临的有限资源的矛盾，得以用全世界的资源和财富托起美国超历史的霸权。该书作者还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格局，是一个霸权寻租的体系。作为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和概念，比较新颖，有些振聋发聩。
我同作者一样，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战略，单纯从市场原则出发，忽视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在该书中彻底复辟，成了理解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核心。国家利益的现实颠覆了市场原则的假说。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颠覆了。该书不否定国际市场原则，但是颠覆了目前的“国际市场”。它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市场原则”之上的，该书呼吁中国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国际市场原则。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体系中，忽略国家利益的市场原则这个“上帝”，在该书中也“死了”。我们要把中国崛起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目前仍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危机发生国希望把危机转移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分担危机发生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的维护倍加重要，尤其需要高度重视，这种时候该书自然更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该书认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市场原则。该书对从文艺复兴到今天这几百年的历史观察，认为就需要强调四个字——“国家利益”。它提出一个国家的贸易战略，必须建立在国家总体战略之下，符合国家的总体战略利益。在颠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该书从美国立国以来200多年国家博弈的宏大历史画卷中，提炼出中国崛起的历史主题：中国必须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作者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向读者展示发展历史上的道路之争和道路选择：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贸易立国依赖他人的发展道路。前者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正确道路。
所以，这是一本经济反思发展模式，思考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书。
中国崛起的终极选择是自主创新与发展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提倡自主发展，提出去全球化。
作者在该书中预见了美国政府在反危机中为了国家利益，有可能不得不选择保护主义。这对我们中国是一种警醒。其实，作者的这种预测，早在去年就出现了。可以去翻一翻作者以前的网络文章。遗憾的是，作者的呼吁并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作者曾经同我讨论过这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所见略同。美国失业率几乎到了10%，而且还会长期维持在这个高水平。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美国选择保护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作者在美国的近距离观察，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独特的分析。现在，美国的保护主义已经抬头，我们应当认真反思。这也是该书受到公众关注的原因之一。现在，世界反危机的走向，已经脱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最初的预测，保护主义开始到处抬头。我们必须认真反思。
美国已经打响中美贸易战火。目前的贸易战争只是前哨战，大规模的贸易战争和经济战争正在暗自袭来。作者用历史事实指出，虽然一些小型经济体依靠贸易立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一些国家贸易立国的失败教训更值得汲取。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指望外部市场的更充分的扩大是很不现实的，过度金融化的欧美国家要向实体经济纠偏，以解决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国家由于国内市场空间太小又被欧美国家外挤，则会与中国抢占产品品种和技术级次相当的中低端产品市场，市场竞争将会十分严酷，贸易保护可能是是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后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该书不仅前瞻性地预测了这一波贸易战火，而且详细剖析了美国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反危机的心路历程、思路、手段和目的。作者置身于本次金融危机的中心，作为美国金融企业高管人员对本次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金融政策走向有第一时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对于中国人了解目前和未来的贸易战争、美元政策走向、对华经济战略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路线图，作者前瞻性地预测：为了彻底地从经济危机黑洞中爬出来，美国将追求美元贬值、通货膨胀、保护主义，追求中国为其重振经济而埋单的战略目标。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历史挑战和机会。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正逢其时。
该书作者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发展？中华民族、中国企业、中国个人投资者，如何捍卫真实财富。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走自我保护、内向发展的道路，要去出口导向。中国不能通过固守落后来发挥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同作者可以说不谋而合。中国不能再走货物和财富流失的道路。用作者总结该书的话讲，“中国要以中国之物力，谋中国之发展。”
去出口导向，中国大量的出口产业怎么办？
许多读者，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去出口导向，肯定有人要指出，如果转向内向型发展，中国几乎相当于GDP40%的出口将失去市场，中国将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其实所谓生产过剩，是相对于需求而言。而需求决定于分配。中国有近14亿人口，具有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最近公布的福润中国财富榜中国富豪资产排名前1000位的平均资产就达38.8亿元人民币。这一千位富豪及其财产共有人，其人数不到中国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拥有的财富总量接近4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社会储蓄总量58万亿元的比例则达到7%以上，而且还有众多富豪因为复杂的股权结构未能统计进去，极度不均的财富占有状况是中国国内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真正解决了贫富悬殊问题，中国不断增长的甚至勃发的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不断增长的就业，不断增长的工资，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保证社会公平的措施将会为中国创造出巨大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动力，为企业带来高额的利润。适度公平带来企业高利润，这样，公平和效率就可以达到一致。
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如何处理转型期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复杂问题。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那就是以为作者主张回到封闭，反对开放，如果仔细阅读全书就可以明白，作者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作者所反对的，是为开放而开放，是为了开放而失去经济的自主权，为了开放和外贸而牺牲国民的真实财富和福利，为了所谓的产品销售市场而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人力的代价，以及将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继续购买在未来注定会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作者主张，开放和外贸的战略必须置于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的总战略之下，不能为了几个地区、几个行业的发展，而使国家的整体经济和民众福利处于他人的控制与剥夺状态。
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走向世界的必读之书
有些企业界朋友读了此书后感慨良多。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首先要了解世界。该书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刻认知，对美国金融体系和金融战略的透彻仔细的分析和预测，对美国金融困境的解析，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走向世界，走进美国的坐标和参照。商场就是战场，该书有如战场地图，不得不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该书认为，金融资本必然走向繁荣---破裂的循环。这就给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陷入金融虚假繁荣的泡沫。例如，该书还提及，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技术垄断，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的自主创新。中国企业要创新，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要有政府保护和支持。作者实际上提倡，中国企业在自主技术创新上，一定要立足于自己。作者认为，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是美国为了防止经济长期停滞而不得不选择的政策，这无疑是给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重要提醒。作者对日本经济衰退的分析，对日本企业在日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压力的解读，对中国企业无疑能起到警醒作用。作者在美国长期从事金融投资，多年来去过很多国家，见识过多种多样的经济类型，对世界经济具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感受。作为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许多看法非常独到准确。
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以前在国内接受经济学教育并从事过几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曾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热情的追捧者。在美国经过多年的求学和职业的历练，特别是成为世界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高管之后，眼光更加深远，对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更加充满感情，从而超脱出自己已经获得的一个华裔难以获得的极高的社会地位，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投以深切的关注，发出自己最深沉的呼喊。前段时间，我们在人民大学就该书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宏观的货币战争的书，是一位海外华人和金融精英出于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对中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至诚之言，是对中国未来60年发展道路的思考，是一本解密经济战争的力作，一本批评片面全球化的收官之作， 一本解密美国霸权的隐秘之作 ，一本反思中国模式出口导向模式的醒世之作，一本预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难以避免的警钟之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副主编、教授）
盛世警语：危言而不耸听（本文发表于<理论与当代>杂志2009年第12期）
——读《选择与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有感
王碧峰
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中国怎样才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伟大复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在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近日偶读黄树东先生的大作《选择与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感触颇深，使我对中国崛起、民族复兴之路有了新的认识。
黄树东先生是一个有着中国情结的美籍华人。虽然他身居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的高位，是一位在美国打拼了近20年的成功的华尔街精英，但身上流淌着的汉民族的血液，使他对中国总存有一份深深的眷恋。虽然洋装穿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这可能就是黄树东先生的真实写照。多年高级资产经理和金融分析师的经历，使黄树东先生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透析问题，从全球战略的视角看待问题，从博弈的维度解读隐藏在问题背后的密码。正是这种独特的看问题的方法，使他不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也看到了中国崛起航道上的暗流险滩，看到了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
黄树东先生认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被广泛施行，全球化被很多人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是当今世界的大潮流。中国也试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和民族的复兴。但是，善良的人们往往被现象和谎言所蒙蔽，看不到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游戏规则，其本质是国家实力的博弈，是将既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合理化和强化。第一，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跨越国界扩张，将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第二，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打开了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大门；第三，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同一”的背后实行强权的国家博弈；第四，全球化竭力掩盖强权主导的实质，把“自由贸易”包装成利益共享的大同世界；第五，全球化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推行自由贸易，成为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手段；第六，全球化倡导的是强者的自由，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失去自由、失去保护的过程。黄树东先生对全球化实质的剖析，可谓句句中的，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可能有人认为黄树东先生的观点过于渲染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有失偏颇。但是，如果我们对全球化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缺乏客观而清醒的认识，我们又怎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使中国之船在和平崛起的航道上健康前行呢？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已使许多国人沾沾自喜，头脑有些发热，现在浇上一瓢凉水，让我们清醒清醒，有什么不好呢？
黄树东先生认为，在国家博弈中前行的中国，要时刻保持一份警惕。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要最大增进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增进发达国家的最大利益。西方国家总是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导入西方利益的轨道，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它们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种种利益引诱和胁迫强制的手段企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纳入它们的掌控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陷阱。第一，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以来，使中国经济深陷美国低端市场的陷阱；第二，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财富已深陷美元和美元资产的陷阱；第三，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当大一部分建立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美国技术陷阱；第四，中国的WTO文件充满了对中国的歧视，中国经济陷入了WTO陷阱；第五，中国外汇储备是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黄树东先生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它们严重动摇了中国的经济独立，威胁了中国的经济，甚至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中国出口和内需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切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黄树东先生对国家博弈下中国危局的描述，可能很多人难以接受，认为这夸大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条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他关于中国危局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诚然，在全球化和国家博弈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利益，获得了“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认真地分析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发展前景，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隐患，中国的经济体系还很脆弱。比如，我们对外部市场严重依赖性，特别是对重要资源的进口严重依赖；我国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在技术进步方面还受制于人；我国的产业大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行业，外强而中干；我国经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如能源安全隐患、粮食安全隐患、外汇安全隐患、产业安全隐患、贸易保护隐患等。特别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仍属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尚未转型为集约型发展模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空间有多大？中国崛起的步伐会不会被中断？这些都是一个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还很多，经济安全的隐患还很多，我们无法否认“中国危局”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危局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我们漠视这种危局的存在，陶醉在以往胜利的喜悦中。我们需要唤醒国人的警觉，树立忧患意识，带着危机感布局我们的战略，谨慎做好我们的每一项工作，这也是《选择与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作者的初衷。
在书中，黄树东先生针对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提出了他的对策，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崛起战略，即内向发展为主的崛起。这条道路是对目前许多地区盛行的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否定或重大修正，这可能引起人们很大的异议。对于黄树东先生提出的内向型发展道路，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对于他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中国需要保护主义，就是用关税或非关税的手段把国门相对关起来，全心全意发展自己经济。”“建立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把对外的依赖降低到最低限度。”“建立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道路是保护主义”，等等，笔者持反对的意见。但是，黄树东先生的立论基础还是值得我们重视。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还是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比如，他认为，内向型发展“避免了与霸权利益的全面交集，而全面的利益交集必然导致全面的利益冲突。”这对于我们选择发展道路很有启发。
大国的崛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家博弈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黄树东先生的《选择与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一书，有人认为是抛了一块玉（比如笔者），也可能有人认为是抛了一块砖，不管是砖还是玉，我们都希望能引出更多的”玉”来，深化我们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道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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